——讀謝真元《藏戲文化與漢族戲曲文化之比較研究》
藏戲演出。
■ 郭昌平
去年初，重慶師范大學謝真元教授給我?guī)Я艘槐窘晁P于藏戲研究的專著來，老實說這本書給了筆者一大驚喜。想不到謝老師離開甘孜數十年，她的心還系在高原，她的學術研究也沒有離開高原。
記憶中的謝老師
認識謝老師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當時她們夫妻倆都在甘孜縣，她丈夫在中學任教，她在縣文教局。筆者剛去甘孜時，只是一個小學教師，教了三年小學后被調到了縣文教局，于是認識了謝真元老師。大家在一起共事了幾年，但那是一個革文化命的年代，有文化是罪過，沒文化才光榮。所以大家在一起是不敢多談文化的，但筆者知道她夫妻倆都是有文化的人，大學畢業(yè)就上了高原，在理塘軍馬場接受過再教育，后來才分配來甘孜縣教書，說是“臭老九”。那個時期是看不到藏戲的，如同高原上的冬季，寒氣逼人，在如此環(huán)境之下，筆者想蘊藏在她們心中的那些文化怕也是枯萎了。及至看到這本書，進一步懂得了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人的追求，那豈是一個“韌”字可以概括的。
謝老師在高原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因為當時的大背景，老實說不一定是她最愜意的的日子，但卻是她一生中最黃金的日子。博大的高原，縱是不盡的荒涼，攔不住春的足步；雄偉的雪峰，雖然布滿烏云，難擋它潔白的身軀。甘孜高原在謝老師的心中留下的一定是不可磨滅的印象，那熱愛、那深情、那眷戀在她書中的字里行間得到了一覽無余的展示。
謝老師的書我讀了將近一周，很多地方，讀后又反復再讀。筆者對藏戲缺乏研究，沒有多少發(fā)言權。但是對她的學術態(tài)度卻是極為佩服的。
謝老師以比較
學研究藏戲
《藏戲文化與漢族戲曲文化之比較研究》（以下簡稱《比較研究》）是一部立足于高原，放眼于全國的研究成果。她不是孤立的藏戲研究，而是將藏戲放在中國各民族戲曲之中來研究，將其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她在開篇的導論中即開宗明意地指出：“‘中國戲曲’應該指稱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傳統(tǒng)戲劇，它應該是中國多元一體的民族戲劇藝術的總稱。……各民族戲曲應該是并列關系而非從屬關系。”她還說：“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文學也是多元一體的。中華的文學應當是一個有機聯接的網絡體系，每個歷史民族和現實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學坐標的子系統(tǒng)，它們各自在內核上分呈其質，又在外延上交相會通，從而體現為一幅繽紛萬象的壯麗圖像。”這一立論本是常識，為什么謝老師還專門提出來予以強調呢？筆者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在當今的文化研究中，確實有那么一些所謂的“專家”，他們連這最起碼的常識也記不住，總是用一些瞎子摸象和以偏概全的東西來唬人，他們只記得自己腳下的那一點東西，而忘記了抬頭看一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56個民族。正是如此才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從這一角度出發(fā)，謝老師的這種研究精神是值得贊美和提倡的。
《比較研究》是一部文化比較學的專著。這一學科誕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又稱為“比較文化學”，進入我國大約是七十年代后期。主要是運用比較的方法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進行研究，尋找其異同。
比較學進入我國雖然時間不算很長，也有30多年的時間。但是將藏戲拿來同漢族的戲曲進行比較研究，筆者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比較，不僅要求作者要有扎實的比較學知識，而且還要對藏、漢兩個民族的戲曲要有深厚的研究，否則是沒有辦法對比的。正是這個原因讓筆者在接到這本書時大吃一驚，于是才生出了開頭的那些閑話，以說明當年是沒有時間讓謝老師來研究藏戲的，及至高原春暖花開時，她們又都回到了內地。那謝老師是什么時候研究藏戲的呢，筆者不得而知，但筆者知道對她來說一定有過蠶繭抽絲的經歷。因為作為一個漢族女同胞，要想將藏戲研究到可以進行比較分析的地步，是一定下了極大功夫的。沒有對藏民族和這個民族的文化有著極深的感情和熱愛是沒有辦法達到這一境界的。
謝老師對藏、漢
戲曲的比較
《比較研究》所進行的比較不是一個浮在表面上的淺層次的比較，而是一個極有深度和見解的比較。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藏、漢民族戲曲文化源流之比較。在這一章中，作者從我國戲曲文化形成的標尺講到藏漢兩個民族戲曲分別的演進歷程，從而找到二者間文化源流的異同。第二章，藏、漢戲曲文學劇本思想內涵之比較。在這一章中，作者選擇了不同題材的漢族戲曲九個與不同題材的藏戲九個，從文化心態(tài)、悲劇性質以及對愛情、人性和善惡的態(tài)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以探究藏、漢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共性和獨特的民族性。第三章，藏、漢戲曲藝術特征之比較。在這一章中，作者通過藏、漢民族戲曲在表演藝術、時空藝術、化裝藝術以及審美類型和審美理想的相似性進行比較。以探討藏、漢兩個不同民族的戲曲在藝術特征上的共性與個性。第四章，藏、漢戲曲宗教精神之比較。在這一章中，作者就宗教對藏、漢戲曲的形成和思想內容的影響以及藏、漢戲曲宗教精神的異同進行了比較。藏、漢戲曲雖然不同于西方的戲劇，并不直接起源于宗教，但是，它們從創(chuàng)生到成熟，一路走來，都與宗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宗教對藏、漢戲曲在形成、發(fā)展和成熟等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宗教精神大量地滲透在藏、漢戲曲之中，對這兩個不同民族戲曲的思想內容、劇本形態(tài)、表演藝術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第五章，藏、漢戲曲民俗文化之比較。在這一章中，作者分別對藏、漢戲曲的大眾化品格、民間信仰特征進行比較，并進行了文化解讀，同時對藏、漢戲曲與龍神信仰、與夢幻信仰進行比較，并就藏、漢戲曲中巫術信仰進行了文化解讀。藏、漢戲曲都是根植于民間文化沃土中成長起來的藝術之花，民間文化就是它賴以生成的沃土。藏、漢戲曲中的民俗文化非常豐富，可以說藏漢戲曲是藏漢民族民俗文化的巨大載體，也是民俗文化得以延續(xù)和傳播的重要媒價。通過這五章，謝老師將藏戲與漢族戲曲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對比。通過這種對比，不僅讓我們對漢族戲曲有了更深的認識，尤其找到了一個新的認識藏戲的角度。從而使人們更深地認識藏戲有了一個有力的武器。
藏戲在未來應
有獨屬的地位
上個世紀的1989年，筆者曾經隨同甘孜藏戲團赴上海參加過一次國際藝術節(jié)，在那次藝術節(jié)上，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曾邀請甘孜藏戲團到學校進行過觀摩演出，演出結束后的交流中，時任學院副院長的余秋雨老師就曾用這種比較學的方式對藏戲的價值與地位有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在當今中國的各民族戲曲中，由于地理、交通、經濟、文化等多種原因，只有藏戲還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了中國戲曲最初的原生形態(tài)，不僅是我國寶貴的戲曲“活化石”，也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瑰寶，有著極大的發(fā)掘潛力和蓬勃生命力。拿余秋雨老師的話同謝老師的研究相比較，二者對藏戲的高度評價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民間有句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通過比較才有認識。藏戲是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戲曲百花苑中的一枝奇葩。抓好藏戲的發(fā)掘、發(fā)展，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今后后代生生不息的責任。要抓好發(fā)掘、發(fā)展，首要的就是如何正確認識藏戲，不單從本民族的角度來認識，還得從中華民族文化的高度來認識。藏戲作為一個古老的傳統(tǒng)藝術，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必然需要同其它民族戲曲一樣，按照自身的規(guī)律來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相互比較、借鑒就成為了其中的應有之意，在比較中找長短，在比較中尋道路，揚其長，補其短，這是藏戲發(fā)展的必然途徑。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說，謝真元老師的《比較研究》對藏戲而言，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她以她的行動為她所熱愛的藏戲以及中華戲曲添上了應有的那塊瓦，砌上了應有的那匹磚。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州的藏戲在州委、州政府的關心下，有過一段時間的蓬勃發(fā)展，很多縣都組建了自己的藏戲團，也曾舉行過全州性的藏戲調演，很多縣積極嘗試將藏戲改編后從戶外引入室內，從演上幾天，壓縮為一、兩個小時?？刀?、甘孜等縣還在傳統(tǒng)劇目的基礎之上，創(chuàng)作演出了自己新編的現代藏戲，這些探索對我州的藏戲發(fā)展有過極大的推動作用。也是向我國其它民族戲曲學習借鑒的結果。但是藏戲的發(fā)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個持之以恒的過程，不僅需要在量上保證藏戲團的數字，以滿足廣大群眾觀賞的需求；同時也不能丟掉戶外演出的傳統(tǒng)和劇目，以適應農牧民群眾觀賞的傳統(tǒng)習慣。在此基礎上必須抱著謙虛的態(tài)度，向國內外的一切優(yōu)秀劇種學習，在比較中積極探尋藏戲改革發(fā)展的新路子，讓這朵盛開在雪域的藝術奇葩煥發(fā)出新的蓬勃生命力。
我州是一個有著豐富藏戲資源的地方，藏戲在我州不僅歷史悠久，劇目繁多，流派紛呈，而且不少劇目是藏區(qū)少有，風格獨特，一直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抓好我州的藏戲發(fā)展對于發(fā)展民族文化乃至做好群眾工作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相信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我州的藏戲必定有一個大的發(fā)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